第三十八章 西安事变（一）

第三十八章 西安事变（一） (第1/2页)

1934年5月，结束了欧洲考察的张学良回到了国内。蒋介石再与张学良一翻长谈之后，任命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并兼任陕西绥缙公署主任。张学良带着十几万东北军来到了陕西，开始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
　　
　　1931年918国耻之后，全国民众除了谴责南京政府外，也把当时统帅东北军的张学良骂成是“不抵抗将军”。社会上一时流传不少诗作讽刺这位“少帅”，张学良的内心也极为痛苦。918事变时他正在北平，虽奉有南京政府不要刺激日本的命令，他本人也有息事宁人免伤实力的想法。结果，侵略者轻易得手，十几万东北军沦落关内有家难回。
　　
　　南京国民政府为其辩护时，推委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开战，需要时间准备，必须要“先安内后攘外”。918事变几天后，日军便占领了东北大片的土地。一向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得寸进尺，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南京国民政府虽被迫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但换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屈辱条约。这种屈辱退让的停止点，就是在1936年的西安。历史定格在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西北军官兵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命令，冲向了蒋介石在临潼的驻地华清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做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杨虎城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在12月7日的当天，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大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公产党的迷惑。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才下了兵谏的决心。
　　
　　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下决心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具体分工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张学良对众将们说道：“今天我把大家招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们谅解。究竟是谁在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公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侵华制造机会。可是委员长非但不听我的劝谏，反倒多次对我进行训骂。”
　　
　　说道这里张学良环视了一下众将，然后接着说道：“最近，我在洛阳再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请求他准许东北军去支援察绥打日本。从洛阳回来后，我又写了万言长信，痛陈我东北军将士希望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结果，委员长不但不听，反而大怒，痛斥我是反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罪。在临潼时，委员长拍着桌子骂我，让我等他死后再去抗日。逼的我连话都不能说，现在，他死逼着东北军去打内战，如果我们不去，就调我们到福建去。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他是不会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他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决定要发动兵谏逼他抗日。”
　　
　　张学良说完后，就注视着他的部下们，等待他们发表意见。可是众将都保持了沉默，谁也不肯轻易发表意见。许久之后，于学忠问道：“副司令，如果蒋委员长不同意我们的主张，那该怎么办啊？”张学良回答道：“我和虎城将军谈过了，此举如若成功则是大家之福，如若失败，我张学良拿头去见委员长。”张学良说完，还是无人发言，于学忠就赶紧再次问道：“那么我们扣押了委员长后，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张学良反问道：“你是制局面怎么收拾吗？那就看蒋先生怎么办了，我反正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问心无愧，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国家进行兵谏而已，只要他答应我们北上抗日，我们就还拥护他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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