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南北朝「边荒」的形成

探讨南北朝「边荒」的形成 (第2/2页)

「臣愚以为獯猃弃义，唯利是视，关市之请，或以觇国，顺之示弱，无明柔远，距而观衅，有足表强。」[29]
　　
　　君臣百姓们都有着「保民全境」和「坚壁清野」概念，甚至认为「我之病甚于胡矣」，于是，边荒的形成便变得重要，划出一片缓冲的中间地带，一来给予南朝执行「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30]等措施的时间；二来就是借用长江淮河等险要形势防守，得以与北朝隔江相对。
　　
　　4.「边荒」的优势
　　
　　若说边荒的形成与其历史背景有关，边荒的持续存在就显示出边荒拥有的优势，因为无论哪一个有心大一统的皇朝，都不会容许边荒的存在，边荒若没有特别优势，实难想象其得以在乱世中延续。而要探讨边荒的优势，则可说是体现在她的地理位置上。
　　
　　4.1.地理位置
　　
　　边荒约在秦岭、淮水一带。陈金凤这样描写秦岭：
　　
　　「秦岭为『九州岛之险』……逾越秦岭，南向北可击关中，威胁北国重镇长安，北向南可攻汉中，指成都，拥江左上流的形胜。如此一来，沼秦岭山地南北两侧的汉中乃至关中成为著名的中间争夺与对峙地区。」[31]
　　
　　而郦道元（470－527年）在《水经注》中，则形容淮水为「四渎」之一：
　　
　　「《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32]
　　
　　《水经注》旁征博引，引用了《风俗通》所言：长江、黄河、淮水及济水为四渎。所谓「渎」，同通及独，意指以上四条河流均是与大海相通或独自流入大海的大河。此外，《水经注－淮水》一篇详尽描述淮水此河系概况，例如淮水的流向和河水的分流[33]。淮水与长江及黄河并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秦岭与淮水一起组成了中国分隔南北的淮河流域，而位于淮河流域一带的边荒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众多历史著作极力表明淮河流域的重要性，例如《读史方舆纪要》有言：
　　
　　「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34]
　　
　　《六朝通鉴博议》亦有言：
　　
　　「天下无衅，则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齐；天下有变，则分命大将，将淮北之众可以出冀岱、摇青冀，发淮南之师可以袭许洛、取梁宋……而两淮之地，南北余千里，分兵而守则力不足，发兵而守则内可忧，故欲守两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寿阳。」[35]
　　
　　除了上述的《读史方舆纪要》和《六朝通鉴博议》外，还可参考顾炎武（1613－1682年）的《亭林文集－形势论》及徐文范（?－?年）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现代则有何荣昌（?－?年）的《略论六朝的江防》[36]，关于淮河流域一带的地理优势的著作多得难以尽录，反映出淮河流域实乃不可不争的重要军事据点。
　　
　　4.2.军事力量
　　
　　徐益堂（?－?年）这样形容南北淮水之争：
　　
　　「南北战争时最剧烈的据点，亦往往在汉水和淮水的两岸。」[37]
　　
　　事实上北朝与南朝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权的竞争从未停止过。陈金凤在《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着力描写宋魏淮北之争。其中，最关键一事，就是在泰始三年（467年），薛安都（?－469年）降魏，刘宋失淮北，埋下了北强于南，及由北方统一南方的伏线[38]。
　　
　　要在如此激烈的南北军事竞争中生存，边荒若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义熙二年（406年），刘毅（?－412年）的上表形容了荒人的强悍：
　　
　　「忝任此州，地不为旷，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比年以来，无月不战，实非空乏所能独抚。」[39]
　　
　　荒人的战斗力惊人，「民不识义，唯战是习」，令东晋末、刘宋初的军事家刘毅也感到害怕，「比年以来，无月不战」更证实了以上所说的南北军事竞争的激烈。
　　
　　《南齐书》数次提到荒人或边人带兵作乱，《魏虏传》记载：
　　
　　「明年，边人桓天生作乱，虏遣步骑万余人助之，至比阳，为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义悬瓠，为虏所击，战败南奔。伪安南将军辽东公、平南将军上谷公又攻舞阴，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愍拒破之。六年，虏又遣众助桓天生，与辅国将军曹虎战，大败于隔城。」[40]
　　
　　《陈显达传》也记述着相同事情：
　　
　　「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上遣显达假节，率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雍、司众军受显达节度。天生率虏众万余入攻舞阴，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愍击杀其副张麒麟，天生被疮退走……显达进据舞阳城，遣僧静等先进，与天生及虏再战，大破之，官军还。数月，天生复出攻舞阴，殷公愍破之，天生还窜荒中，遂城、平氏、白土三城贼稍稍降散。」[41]
　　
　　《蛮传》中亦简短地叙述了桓天生（?－494年）作乱一事：
　　
　　「五年，雍、司州蛮与虏通，助荒人桓天生为乱。」[42]
　　
　　三段引文都记录着荒人桓天生在北魏的帮助下，于永明五年（487年）起兵作乱南方。要作乱就必须有兵，除了桓天生，再加上胡丘生（?－?年）在悬瓠起义，由此引证边荒拥有的军事力量必然不弱，至少达到被北朝用之以牵制南朝的实力。当然，边荒的实力也绝对不能直接动摇南朝的根基，否则，桓天生也不用「还窜荒中」，战败后逃回边荒。
　　
　　《魏书》补充了对桓天生的介绍：
　　
　　「延兴中，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诞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杀，诞时年数岁，流窜大阳蛮中，遂习其俗。及长，多智谋，为群蛮所归。」[43]
　　
　　《魏书》指出桓天生的真名乃桓诞，天生只是其表字，而其人乃桓玄（369－404年）宗族一事亦再被提及。除此以外，原来早在延兴年间（471－476年），桓天生已经从属于北魏旗下，其后人桓晖（?－?年）、桓叔兴（?－?年）等在桓天生死后亦继续依附于北魏政权。陈金凤提及过很多蛮族，较为出名的除了桓天生及其后人外，还有田益宗（445－517年），这些蛮族居住在边荒之中，或附北朝，或附南朝，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影响着南北局势，并以此生存于乱世夹缝之中[44]。
　　
　　4.3.经济状况
　　
　　在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一书中，把边荒的生活极度理想化，成为了陶渊明（365－427年）笔下的桃花源：
　　
　　「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里，这里是受不到战争的困扰与摧残的，除了偶尔有南北双方的使节，或渡淮走私的商人经过外，他们的生活是和外界完全隔绝的。这里充满了安静和安祥，所以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景象，是可能出现的……这种社会，正是身处乱世的陶渊明所谓的典章制度，治世不足，扰民有余，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只在于闲话桑麻，消忧樽前寻找，所向往的王介甫〈桃源行〉中『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理想社会。」[45]
　　
　　无疑逯耀东的形容是非常夸张，难以想象在战火连绵的淮河流域能够有桃花源优游自在的生活模式，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从边荒的经济状况，了解其应有的生活模式。
　　
　　魏晋南北朝间的贸易会随着战火的短暂停止而恢复，所以南北贸易的发展不算太差。南北贸易主要有官方与走私两途。官方一途是指朝庭在边境城镇设立互市场，容许商贾百姓自行买卖或透过正式出使交聘，来和敌国贸易，互通有无，例如前秦的苻健（前秦景明帝，317－355年，351－355年在位）和北魏的拓跋焘：
　　
　　「雄遣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46]
　　
　　「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赉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一丐百姓也。」[47]
　　
　　《北齐书－崔暹传》则提到朝庭高官派人跟随使节到南方采购货物：
　　
　　「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48]
　　
　　上述头两段引文分别是前秦和北魏时，官方在边境设互市场的贸易成果，而最后一段引文则是朝庭出使交聘的贸易情况[49]。
　　
　　至于走私一途，又分官场间与民间两方面。官场间的走私就是边境将领利用职权，私下与敌国互市，例如北齐的高季式（?－?年）及崔季舒（?－573年）：
　　
　　「（高季式）仍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之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寻而赦之。」[50]
　　
　　「（崔季舒）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会赦不问。」[51]
　　
　　还有陈的侯安都（519－563年）：
　　
　　「寄以徐蕃，接邻齐境，贸迁禁货，鬻卖居民，椎埋发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顾彝宪。」[52]
　　
　　在民间走私方面，则可参考《梁书－张禝传》：
　　
　　「初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53]
　　
　　边荒位于秦岭、淮水一带，无论是官方还是走私的南北贸易都必须经边荒此中间地带，而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必然不少，再加上南北双方皆大力发展边荒的水利，有利农业，对边荒亦有正面影响[54]。由此可见，边荒的经济状况必定甚佳，但是若考虑到边荒周遭的军事形势，边荒实需要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此举在在需钱，会增加边荒的开支。所以，总括来说，边荒的经济实力应只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但断不是逯耀东所说的封闭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而是透过与南北双方交易，再从中获利的经济社会。
　　
　　5.总结
　　
　　在动荡不休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下，边荒的形成实有其独特的因素。从北朝的角度看，一方面越大片的瓯脱对游牧民族而言，光荣越大，另一方面，一片缓冲的中间地带能为北方带来时间，让他们能从游牧民族的性质过渡到以耕种为主的中原文化。但是，从南人的角度看，边荒则有「坚壁清野」的作用，使他们能抵抗北人的南侵，甚至可以积蓄实力，北伐反击。
　　
　　边荒位于淮河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乃历代史家所推崇。依据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边荒的居民「荒人」发展出自己的军事力量，依附北朝或南朝，影响着整个天下的势力消长。而且，凭著作为南北贸易的交通枢纽，边荒从中获利自肥，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之余，也保障荒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着属于自己的军事实力与良好的经济状况，边荒得以在如此战火不断的南北朝中，持续存在下去，直到大一统的帝国出现为止。
　　
　　6.后记
　　
　　正如引言中提及，本篇论文题目乃来源于对《边荒传说》的喜爱，在引言中，笔者甘冒写论文的大不讳：以一本小说的内容作为引文，旨在引起别人对于改编历史的武侠小说的兴趣，希望大家能够欣赏此类作品的创意。黄易能从史料不多的边荒历史中，写出像《边荒传说》中，浪漫而凄美的边荒集及众多性格独特的荒人，他的想象力及创意殊不简单。
　　
　　本篇论文的结构不太完整，内容不太充实，归根究底，都源于两个问题：一是笔者对于南北朝后期史事的认识非常肤浅，导致引文大多是两晋到北魏及刘宋时的史料；二是可参考的书籍太少，主要是依靠逯耀东及陈金凤的著作而认识边荒的历史。姑勿论成绩如何，写毕此篇论文总算还了笔者的一个小小心愿。
　　
　　[1]黃易：《邊荒傳說》（香港：黃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背頁簡介。
　　
　　[2]司馬遷（前135－前90年）：《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10，〈匈奴列傳〉，頁2212。
　　
　　[3]班固（32－92年）：《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94，〈匈奴傳〉，頁2798－2801。
　　
　　[4]同上，頁2775－2776。
　　
　　[5]蕭子顯（487－537年）：《南齊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14，〈州郡志〉，頁194。
　　
　　[6]沈約（441－513年）：《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35，〈州郡志〉，頁1033。
　　
　　[7]同上，卷64，〈何承天傳〉，頁1707。
　　
　　[8]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土圖書公司，2002），頁371。
　　
　　[9]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13－14。
　　
　　[10]同上，頁14。
　　
　　[11]房玄齡（579－648年）：《晉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101，〈劉元海載記〉，頁2273－2274。
　　
　　[12]同上，卷4，〈惠帝紀〉，頁77。
　　
　　[13]同上，卷59，〈汝南王亮等傳〉，頁1356。
　　
　　[14]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數目其實不止16個，還有仇池、冉魏、西燕等。
　　
　　[15]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頁396－400。
　　
　　[16]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
　　
　　[17]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16。
　　
　　[18]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頁369。
　　
　　[19]沈約：《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30。
　　
　　[20]劉淑芬（?－?年）：《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423－424。
　　
　　[21]魏收（506－572年）：《魏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47，〈盧玄傳〉，頁855。
　　
　　[22]同上，卷7，〈高祖紀〉，頁137。
　　
　　[23]同上，卷53，〈李沖傳〉，頁978。
　　
　　[24]沈約：《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42－2343。
　　
　　[25]蕭子顯：《南齊書》，卷47，〈王融傳〉，頁630。
　　
　　[26]沈約：《宋書》，卷64，〈何承天傳〉，頁1707。
　　
　　[27]同上，卷82，〈周朗傳〉，頁2095。
　　
　　[28]同上，卷75，〈顏竣傳〉，頁1959。
　　
　　[29]同上，卷85，〈謝莊傳〉，頁2168。
　　
　　[30]同上，卷64，〈何承天傳〉，頁1707。。
　　
　　[31]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18。
　　
　　[32]酈道元：《水經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卷1，〈河水〉，頁2。
　　
　　[33]同上，卷30，《淮水》，頁441－453。
　　
　　[34]顧祖禹（1631－1692年）：《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1998），卷19，〈江南方輿紀要序〉，頁146。
　　
　　[35]李燾（1115－1184年）：《六朝通鑒博議》，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冊6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84），卷9，頁169。
　　
　　[36]詳見參考資料。
　　
　　[37]徐益堂：〈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臺北：進學書局，1969），卷8，頁53。
　　
　　[38]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80－102。
　　
　　[39]蕭子顯：《南齊書》，卷14，〈州郡志〉，頁194。
　　
　　[40]同上，卷57，〈魏虜傳〉，頁763。
　　
　　[41]同上，卷26，〈陳顯達傳〉，頁357。
　　
　　[42]同上，卷58，〈蠻傳〉，頁776。
　　
　　[43]魏收：《魏書》，卷110，〈蠻傳〉，頁1911。
　　
　　[44]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188－204。
　　
　　[45]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土圖書公司，1999），頁175。
　　
　　[46]房玄齡：《晉書》，卷112，〈苻健載記〉，頁2466。
　　
　　[47]魏收：《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332。
　　
　　[48]李百藥（565－648年）：《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0，〈崔暹傳〉，頁405。
　　
　　[49]有關交聘一詞，參考蔡宗憲：《中古前後的交聘與南北互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50]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季式傳〉，頁297。
　　
　　[51]同上，卷39，〈崔季舒傳〉，頁512。
　　
　　[52]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8，〈侯安都傳〉，頁148。
　　
　　[53]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1973），卷16，〈張禝傳〉，頁272。
　　
　　[54]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212－215。